【208】李罗火并1
宋友亮哪里知道，这时的崇祯只有惊，没有喜了，因为京畿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瘟疫。
《明史》记载：崇祯十六年，京师大疫，自二月至九月止。抱阳生在《甲申朝事小计》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，“大疫，人鬼错杂。薄暮人屏不行。贸易者多得纸钱，置水投之，有声则钱，无声则纸。甚至白日成阵，墙上及屋脊行走，揶揄居人。每夜则痛哭咆哮，闻有声而逐有影”。死人太多，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，真令人毛骨悚然。
几乎同时，天津也爆发肺鼠疫流行，一份清代档案说：“上天降灾，瘟疫流行，自武大将军”。到南下湖广襄阳等地区时，李自成的威望进一步提高，被推为“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”，从而出现了百川分流，同归于海的兴旺发达局面。当时，除了张献忠部以外，各支起义军都听从李自成的号令。罗汝才在实力和威望上仅次于李自成，被推为“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”，但不得向全军发布号令。各营领袖长期习惯于各掌各的盘子，遇事自作主张，现在要转到遵命而行；原先是平起平坐的战友关系，各营之间是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保持着行动的完全自由，现在却要改为严格的上下级从属关系。这对于具有小生产者狭隘性的农民领袖来说，是相当困难的。特别是象罗汝才和革、左五营中的马守应、贺一龙这几位实力最强的领袖来说，更不容易做到放下架子，听命于人。从李自成和罗汝才的称号中，就预示着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：一个称“奉天”，一个称“代天”，几乎就是平起平坐，但是一山哪容二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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